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已深陷债务泥潭不能自拔，少数县市的负债规模已经是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10倍以上，这种县市，只能依赖挪用专项资金、违约或赖账来维持生计，并因此失去政府信用。
党中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我的理解就是两条腿走路，这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同时又是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企业集体崛起的必然选择。我们的经济改革是旨在提高中国所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既不能像50年代那样消灭私营经济这条腿，更不能像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私有化那样砍掉国有企业这条腿，必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两条腿走路，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走得快、走得稳，越走越宽广，越走前途越光明。
以2011年新的数据为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9.9%，私营企业增长19.5%。另一条腿就是发展非国有经济。试错法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信息和知识不完全性、不对称性、不确定性，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和风险，它的决策方式，既是渐进的，也是稳步的，但又是连贯的、连续的;符合干中学、学中干(即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成功战术经验。中国的许多改革都来自于地方创新突破，比如，家庭联产承包、特区开放等等都是地方创新，而后是国家指导、国家鼓励、国家支持，很快就在全国推广、扩散、普及，后者也很重要，这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互动的特点。我个人认为，中国改革比较成功的是靠两条腿走路，这是借鉴了毛泽东、刘少奇1958年说的两条腿走路的说法。
毛泽东同志1937年便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必须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协调推进。▲(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进入 梅新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温州金融改革 。
对于小微企业融资的强调，被外界认为是该方案的最大亮点。近年来，温州部分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现象，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成为制定和批准这一《方案》的重要驱动力量因此，即便不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财产性收入计算到国家收入之中，政府收入占GDP的份额依然在快速增长，其代价是广大社会的所得占GDP比重越来越低。国民收入中的居民所占份额在减少，私人消费相对于GDP的比重骤然下降。
这只会激化国内供需的不平衡，使中国甚至更加依赖出口，由此人民币必须处于低估值状态。同期，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3倍，而农村人口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仅1.8倍。
相比之下，1995年的政府财政税收只相当于1.5亿城市居民或3.8亿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之和。鉴于这个原因，经济政策制定者情愿选择那些可以立竿见影出政绩的投资项目，而回避那些对社会、人民生活非常重要的投入。如果把所有企业股份、资产和土地包括在内，政府拥有社会财富的60%~70%。国有经济是私人消费抑制剂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国有经济部门的产出仅占GDP约35%，但是，我认为这被严重地低估了，因为大量的国有企业实际控股、参股的企业没有被算进去。
遗憾的是，即便这种愿望在过去17年中长期存在，但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依然每年上升，而消费占GDP比重不仅没升，反而从1995年的45%下降到近年来的35%。举例说，基础建设和大型工业项目就在规模上非常讨巧，业绩可观性和进展速度快的属性，都和政府官员的激励架构非常契合。早在1995年，这些政策意愿就出现在决策层和专家评论中。同时，由于这些领导都有任期年龄限制，他们对政策的长期结果也并不感兴趣。
这些制度安排造成太多国民收入流入政府，加上国家拥有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使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益也留在政府手里，整个体系就偏向投资和抑制私人消费。从金额看，预算内财政税收在2011年达到10.3万亿元，相当于4.71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或15亿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总和。
但是，更严重但长期被忽略的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也解释了当中国的总储蓄从1992年占GDP41%增长到近期的51%，其中这10%的总增长中，有7%来自企业储蓄增长，其余源自政府储蓄增长，而私人储蓄占GPD比重的22%却没有任何改变。
如今，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从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转变到消费驱动，尤其是让经济增长更多靠居民消费带动。有观点认为，国有制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而且国有企业利润增长和国有资产增值应该帮助减少或消除对公民收入的征税。因此，中国必须进行国有资产改革，并且对税收权加以约束，必须减税。为什么中国要降低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且实现刺激消费就那么困难？是否真如某些评论认为，因为中国人天然地更有储蓄倾向，抑或还有其他原因？我认为，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设计，也就是不受制约的征税权、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太多。总而言之，中国几乎不受制约的征税权已经促使财政税收无限制地增长，导致经济更加靠投资驱动、依赖出口，所以，限制征税权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改革之一。通常，财政预算和其他经济决策的政府行为的好坏是由上级领导和一般公众来评估，但一般公众意见的重要性远不及那些决策制定者的上级领导。
它不仅压制了中国的私人消费增长，也对全球的诸多不平衡负有部分责任。这表示，过去32年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创造出来的绝大部分财富效益，都被政府享有。
但在中国，大部分税收权力掌握在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手中，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也很少受到人大的监督制衡。因此，从1995年~2011年，政府财政税收相对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倍多，比农村人口的收入多增长约3倍。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转型 。如果我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在1995~2010年间，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不包括预算外的土地收入和国有企业利润等等)翻了9.2倍。
国有制是中国私人消费增长的主要抑制剂，它阻止了土地价值增值、企业产权升值所可能带来的对居民消费的推动作用。那么多收入被政府拿去，他们怎么用？更多地用在投资还是消费上？能不能在经济增速的形态和结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可以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官员决策业绩评估的难度来找答案。的确，国有体制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过去已经成功帮助中国实现高速工业化发展，但代价却是政府和社会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如今也成了经济结构转型的根本障碍鉴于这个原因，经济政策制定者情愿选择那些可以立竿见影出政绩的投资项目，而回避那些对社会、人民生活非常重要的投入。
国有制是中国私人消费增长的主要抑制剂，它阻止了土地价值增值、企业产权升值所可能带来的对居民消费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这些领导都有任期年龄限制，他们对政策的长期结果也并不感兴趣。
早在1995年，这些政策意愿就出现在决策层和专家评论中。那么多收入被政府拿去，他们怎么用？更多地用在投资还是消费上？能不能在经济增速的形态和结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可以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官员决策业绩评估的难度来找答案。
相比之下，1995年的政府财政税收只相当于1.5亿城市居民或3.8亿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之和。遗憾的是，即便这种愿望在过去17年中长期存在，但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依然每年上升，而消费占GDP比重不仅没升，反而从1995年的45%下降到近年来的35%。
从金额看，预算内财政税收在2011年达到10.3万亿元，相当于4.71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或15亿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总和。它不仅压制了中国的私人消费增长，也对全球的诸多不平衡负有部分责任。通常，财政预算和其他经济决策的政府行为的好坏是由上级领导和一般公众来评估，但一般公众意见的重要性远不及那些决策制定者的上级领导。因此，从1995年~2011年，政府财政税收相对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倍多，比农村人口的收入多增长约3倍。
国民收入中的居民所占份额在减少，私人消费相对于GDP的比重骤然下降。国有经济是私人消费抑制剂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国有经济部门的产出仅占GDP约35%，但是，我认为这被严重地低估了，因为大量的国有企业实际控股、参股的企业没有被算进去。
如果把所有企业股份、资产和土地包括在内，政府拥有社会财富的60%~70%。这也解释了当中国的总储蓄从1992年占GDP41%增长到近期的51%，其中这10%的总增长中，有7%来自企业储蓄增长，其余源自政府储蓄增长，而私人储蓄占GPD比重的22%却没有任何改变。
这些制度安排造成太多国民收入流入政府，加上国家拥有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使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益也留在政府手里，整个体系就偏向投资和抑制私人消费。如今，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从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转变到消费驱动，尤其是让经济增长更多靠居民消费带动。
